本报记者　鄢建彪　发自上海

　　一个技术工作者似乎很难引起舆论的兴趣，他们也为自己的不受干扰而窃喜。似乎技术工作者注定是一个缺乏故事的人，即使他做了VC，也仍会随时以一个工程师固有的严密逻辑，来回答各种提问而不失偏颇。当记者故意设题想让吴炯讲讲当初孤身一人在美国求学是否遭遇挫折时，他思考片刻后，坚定地说：“其实还是蛮顺的。”
毫无疑问，坐在记者对面略带羞涩表情的男人值得欣赏，他身上有着中国人固有的优良传统，并兼具西方人的兼容并蓄。
纯真年代
　　１９８７年，在上海交大只读了两年的吴炯，和大多数优秀的中国学生一样，拎着两个大箱子飞往美国。虽然他也曾有过打工经历，但更多的不是迫于生存的压力。他诚恳地告诉记者，他在美国的前两年生活并不为经济所困，因为外公给他支付了２年的学费，使得他在美国的求学生涯“波澜不惊”。当别的中国留学生忙于奔波唐人街餐馆和学校之间时，他可以专心地汲取知识。当记者提起前ＵＴ斯达康ＣＥＯ吴鹰当年带着仅有的３０美元大有破釜沉舟之势地只身前往美国时，吴炯爽朗地笑道：“我带的比他多，我比他有钱。”
　　１９８９年，全球最大的数据库软件公司甲骨文（Ｏｒａｃｌｅ）来密歇根大学招聘，吴炯很幸运很顺利地被录取了。不过，对于这个“意外之喜”，吴炯并不是很看重，他希望有了一些积蓄后，再重新回到学校：“上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去国外都是想要读完博士。本科毕业就出去工作，似乎总有些说不过去。”
　　很难预测，如果按部就班地读完博士，今日的吴炯在中国互联网届会处在哪个位置。或许正是这当初看似不太理智的决定，让他学习的地方从此转到Ｏｒａｃｌｅ某个激烈讨论的办公室里。而当目睹研发成果转为生产力时，这种成就较之单调的书本理论带来的快乐，似乎更让吴炯觉得有趣。
从雅虎到阿里巴巴
　　１９９６年４月，吴炯加入只有４０多人的美国雅虎，这个日后成为互联网巨无霸的公司影响着中国最初的互联网雏形。当时面试他的是雅虎的创始人之一——大卫·费罗，日后更成了他的老板。
　　可以想象，这会是一个怎样让人心动的工作：和硅谷最优秀的工程师相处，在最引人瞩目的公司上班，同时掌舵全球一半以上网民使用的搜索引擎技术的开发。也正因此，吴炯身上的巨大能量得以爆发。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３日，他作为唯一发明人，获得美国授予的搜索引擎核心技术专利。
　　但在半年之后的２０００年５月，吴炯却加入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阿里巴巴并出任首席技术官，这让业界跌破眼镜。当时ＧＯＯＧＬＥ正成长为互联网巨人——而ＧＯＯＧＬＥ正是依赖ＹＡＨＯＯ搜索引擎的外包业务。
　　对于一个技术工作者，没有比自己所坚信并热爱的技术领域不被重视更让人失落了。当记者询问到，是否和杨致远为雅虎当初的战略调整发生争执时，吴炯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不算争执，但我有过提醒，我觉得搜索引擎的核心技术应该掌握在ｙａｈｏｏ内部。”
　　这或许是所有只提供技术支持，而无法掌控公司发展方向的工程师所要面临的问题，他们的技术或许可以改变世界，但他们也会因为暂时的商业考量而被“驱逐”。
第三条道路
　　比当初进入阿里巴巴更出人意料的是，吴炯现在的身份是北极光创投的风险合伙人（ｖｅｎｔｕｒ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　　“在美国做风险投资的人很多是技术出身，现在做这行，很多时候是需要用到我之前的技术背景和专业知识。而且，这和我个人的兴趣也很有关系。”吴炯说，“以前在雅虎、阿里巴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天使投资人，也陆续投资了一系列小公司。”吴炯解释道，“在北极光我更多的是担当顾问的角色，并不参与基金的管理，如果看中一个项目要投资，风险合伙人投的是自己的钱。”
　　有趣的是，在吴炯历次职业转换中，加入北极光，有着被动的色彩。我们无意猜测马云“干部轮休”计划的是非，但从阿里巴巴Ｂ２Ｂ业务上市以来，集团内部的人才战略调整无疑是其抉择中的背后推力。
　　吴炯告诉记者未来的３种可能性：“如果碰到一个好的想法，觉得这里面潜力非常大，非常激动人心，除了投资以外，还可能参与去做了；另外，要是马云说阿里巴巴又有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觉得我是最合适的，或许会重新回到阿里巴巴；第三种、也是蛮大的可能，就是转行做投资，或者做基金管理。”
　　较之利用技术的创新使个体公司持续成长，ＶＣ合伙人的身份似乎更具社会意义——鼓励创业，帮助企业成长，同时他们也将享有更多的外在荣誉。对于一个相信技术可以改变世界的技术专家，这是否是其理想？或许一路走过来，让吴炯确信，商业世界的成功，更多是依赖资本的力量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吴炯的这次举动是否又将影响有着技术理想的中国年轻人的思考并重新选择？在中国，未来仍未可知，但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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