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显生　发自上海

货币紧缩政策阴影下的２００８年，对于很多浙江企业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年份。这次由生产成本上涨、贸易出口下降、货币政策从紧带来的经济危机，已经将浙江经济打压得奄奄一息了。为什么常被学者们叫好的“温州模式”在宏观调控面前显露窘态，而以“新苏南模式”为代表的江苏经济却未伤及肝肺，依然稳如泰山？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在２００８年如此巨大的对比反差，足以让业界对此进行反思。
苏南模式“浴火重生”？
２００８年６月３日，在红豆集团董事会上，掌门人周海江因兼任社会职务过多无法充分履行管理工作，正式辞去董事长一职。至此，４１岁的周海江已为红豆集团打拼了整整２０年，在他的带领下，红豆集团从当初资产不足５００万的小厂发展成了今天价值数亿的国内第二大制衣生产企业。
业内人士评价说，周海江成功地塑造了红豆这一新苏南模式的典范。新苏南模式是对苏南模式的超越，以外向型经济带动，所有制以股份制为主，企业规模扩大，企业技术升级。周海江多次指出，新苏南模式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党建＋企业社会责任”。
面对浙江企业纷纷倒闭的现状，同为长三角重要出口基地的江苏省经济却依然稳固，没有出现太大的震荡。一些行业发展甚至出现了罕见的高增长，比如电子信息、生化医药、太阳能电池等等。跟浙江相比，江苏经济的优势就在于全面务实、产业层次较高、根基稳固、应对市场风险能力强，所以在大的经济危机面前能够表现得四平八稳。
新苏南模式虽然以外资经济为特征，但外资经济的迅猛发展，为民营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在一些人的眼里，外资经济就是为外国企业提供场所和劳动力，收取加工费而已。这种看法是很肤浅的。外资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一大批民营企业的建立、发展和壮大，比如为外资企业生产配套零部件，生产零部件的局部材料、能源、机器，又由其他企业生产提供，便形成产业链，这链中的民企获得的效益完全是自己的。外资的引进，不仅是资本的引进，更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技术和经验的不断累积加速了产业的升级，提高了当地企业的竞争力，加快了核心技术的开发、引进和自有进程。
温州模式欲振乏术？
２００８年，在宏观调控之下，温州模式的弊端再也无法遁形，浙江经济已经被压得奄奄一息。
温州模式其实并不神秘，正是原始市场经济混沌状态与特殊地域文化意识结合的产物，相对开明，相对效率化的政府促进了两者的结合，从而富有资源整合能力的“企业家”膨胀了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规模，以此带动经济增长。
温州模式的本质说到底是一种务虚的经济方式，企业多数集中在房地产、商贸流通行业，而对高新技术产业、要素产业介入不多，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根基薄弱，产业层次低下、技术含量不高，处在产业链的下端、议价能力差、抗市场风险能力弱，好比茅草屋，一遇狂风暴雨就容易散架倒掉。
事实上，早在２００３年，浙江经济就已经大面积出现了欲振乏力的病状，但在随后的几年中，还没来得及在产业层次上获得有效突破和提升，便又遇上土地成本增加、煤电能源紧缺、出口退税调整等问题的困扰，可谓进退维谷。尤其是今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全球贸易大幅下滑，浙江服装、纺织、打火机等行业出口陷入困境，这对严重依赖贸易出口的浙江企业是个致命的打击，大批企业纷纷倒下。
昔日“师生”为何易位？
早在２００２年，江苏就开始倡导学习浙江经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效地提高了区域竞争力。但是，即使是发达的苏南地区，江苏的民营经济在整体规模、涉足领域、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等方面还是与浙江存在较大的差距。
然而，到了２００７年，浙江经济很快便放下姿态，向昔日的学生江苏经济虚心求解。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５日，浙商苏商交流会在南京举行，会上有浙商代表坦言他们是特地来江苏求学拜师的，认为苏商们更注重知识、人才，注重战略性，苏商的长远眼光和对趋势的把握要比浙商强。苏浙两大商帮在极短的时间内师生易位，个中缘由颇值深思。
“做实业有很好的支撑，不像务虚经济，一旦出现调整就是灭顶之灾。”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告诉《上海侨报》记者，“由乡镇企业或集体企业转制而来的苏商，产业基础、企业管理等方面优于浙商，加之苏商中像施正荣、沈国荣等都是专家型企业家，这些因素注定了苏商的发展有可持续性，而这些恰是浙商所欠缺的。浙商一般都草根出身，是原生态的私营经济，基础远不如苏商，像浙商中的鲁冠球、徐文荣等都是依靠产业集群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的。”
“浙商企业一般都是出口导向型，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下端，附加值低。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在市场上议价能力差，对外依存度比较高。”杨轶清认为，“总体而言，浙商文化程度要比苏商低，企业家的个人素质和经营能力急待提高。”
“浙商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链的问题，民营企业发展得快的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这类问题。苏商之所以在转型过程中要相对平稳，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资的引进和利用。外资企业进入以后，会形成很多新的产业链，能够带动一大批民营企业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上海市经济研究会会长袁恩桢研究员告诉记者，“外资的引进，不仅是资本的引进，更是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的汲取，技术和经验的累积能促进产业的升级，提高当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浙商要学习江苏吸引利用外资的经验，不能一味恪守民营，拒绝外资、逃避竞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常途径。”袁恩桢研究员还指出，事实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国有企业影响比较大，对民营经济影响有限。“导致长三角大批企业困难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市场因素，浙商对市场的依赖远胜于苏商，所以浙商面临的困难要复杂得多。浙江应以此次教训为契机，加快产业升级、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才是温州模式突破转型瓶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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